周新锋，1949年1月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，是一名与共和国同龄的律师。他曾当过兵，上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工作，在改革开放的号角下，于1979年8月调入深圳工作。

今天，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新锋律师谈谈拓荒岁月。

周新锋律师

拓荒岁月

1979年8月1日，一大早，我和八位同事上了一辆中巴，从广州出发。我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深圳。那时的深圳，对我来说是陌生而神秘的。

一上车，领队向我们每个人发一张证，这是一张盖有广州市公安局大印的“边防通行证”。没有它，是到不了深圳的。

我们此行的任务，是根据第四机械工业部（简称“四机部”，后改名“电子部”）的指令，前往深圳实地考察，为在深圳设工厂、开办公司做筹备工作。

1979年初，国务院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。同时正在筹办“对外贸易加工区”，四机部捷足先登，于同年6月颁发（79）四计字0926号《关于下达建设深圳电子装配厂计划任务书的通知》，指出：为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，努力为国家换取外汇和及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，经部研究并请示国家相关领导同志同意，确定由部属七五〇厂、七七四厂、八七三厂等，共同在深圳市建设电子装配厂：该厂第一名称“深圳电子装配厂”，第二名称“爱华电子公司”；工厂建制为地师级；工厂性质为国营企业；一九七九年落实征地、设计、施工单位，一九八零年开工建设，力争当年建成投产；包建单位是广州七五〇厂，其他单位选调专业人员参加。

接到任务书后，广州七五〇厂于1979年7月成立了由厂党委副书记许昌、副厂长吴乙秀等五人组成的筹建领导小组。我则被领导小组定为秘书人选。那年我刚满30岁，此前在广州七五〇厂曾任政治部干事、秘书。

我们所乘的中巴，在东莞县境内搭了过两次汽车轮渡后，终于到达深圳边界，边防通行证发挥了作用。那时深圳路况不好，主干道弯弯曲曲、高低起伏，路面均为泥沙。道路两边多为荒坡野草，偶见被抛弃的单车、包袱、衣服、水壶等。经过一天的颠簸，傍晚时分，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，住进深圳市委招待所，它位于现在“老街”的地段。招待所为平房，门口绿竹成荫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驱车前往未来的厂区。从招待所出发，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泥沙路，走了大约四公里，汽车在公路边停下。领队告诉我们，此处的公路两边，就是我们未来的厂区和生活区。

站在荒芜的土地上，放眼北望，荒坡连着荒坡，中间有些洼地和水沟，远处是山脉连成的屏障。近处的荒坡上长满荒草和一簇一簇的野菠萝。那野菠萝有四五米高，上面长满略小的果实，从它周边缠绕的枯枝残叶可以看出它的年轮不少。

从一张规划图开始

领队将从深圳市建委复印的规划图展开，告诉大家，这里规划为“上步工业区”，是加工贸易的新区，是未来的新市区，将会有工厂、商店、高楼和深南大道街区。我听得清楚，但将信将疑。

在荒坡上朝南看，有一片榕树林，领队告诉我们，那是福田公社上步大队的旧圩村。但我只看到树，没看到房，等走到树下，才看到又矮又旧的小村落，巷子仅有一米多宽。

我们用仪器和皮尺测量了正在办理征地的厂区及生活区的位置，得知面积为：厂区五万平方米，生活区五万平方米。

从那天起，工厂的筹建正式启动了。

9月初，两排用竹子、竹席搭成的工棚树立于荒坡之上，没水又没电。四机部从外地调遣来的打井队，为工地打了两口深井，解决了用水；从广州购进的柴油机日夜轰鸣，解决了用电。10月份，从广州七五〇厂抽调的44人正式进驻工地，住进了工棚。那时工棚用料全是竹子，风来“叽叽叫”，雨来“滴滴嗒”，有时还有老鼠和蛇光顾。更麻烦的是交通，那时深圳只有两路公共汽车，不经上步工业区，从罗湖火车站到上步工业区，步行约一小时，过往的货车在泥沙路上卷起的灰尘滚滚，到达时已是面目全非。

因厂房用地受深南大道规划未定的影响，筹建组决定先在远离大道处建职工住宅和单身宿舍。为此，首要任务是进建筑材料。

当时，深圳是边防禁区，外地民工进不来，本地又缺乏劳动力。怎么办？靠自己！用汽车从广州拉来的水泥，由我们卸车；用火车从外地运来的钢筋，由我们转运到工地。因没有机械，采用的都是人拉肩扛的原始办法。砌墙用的红砖，是用小船沿着深圳河运来的。要上深圳河搬运，人员还得再加一道公安和部队的审批手续，那也只有我们这些“正规军”才合格。我们将红砖叠成每十块一组，像抱孩子一样，从停靠于河边的小船里将红砖抱上岸，装上汽车运往工地。我们每人一顶草帽、一个口罩、一条围巾和一副手套，戴上它们，我们相视而笑，彼此都是十足的搬运工。

从1979年10月到1980年10月，在此一年时间里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搬运。有一天在布吉火车站，一次来了120吨水泥，我们20人搬运，一个下午平均每人扛100包以上。搬运就是命令，不管是领导、干部还是工人，都得去搬运。

记得公司当时只有一枚“筹建组”的公章，所有文件、介绍信、采购单、收据、付款都离不开它，该章由我保管，需要用时我就从车站、码头跟车回工地，盖完章又返回搬运。

1979年12月8日，三栋职工住宅楼和一栋单身宿舍同时开工，后来公司把这个日子作为创建的纪念日。住宅是混合结构，单身宿舍是框架结构，都是六层楼建筑，这是上步工业区的第一批建筑物，建成的单身宿舍的一至四层是贯通层，这为1980年投产创造了场地条件。

边建厂房边生产

1979年，连征地带开工四栋楼房。我仍然记得，1979年的筹建工作总结还是我起草的。

随着中央和省委关于在深圳办经济特区的规定出台，各路人马陆续进入深圳，上步工业区工地的人也逐日增多。

爱华公司从1980年起进入边建厂房边生产的阶段。爱华公司的第一栋厂房设计为10层，是四机部第十设计院设计的，他们说这是国内当时设计的最高厂房。按规划，这栋高层厂房必须建在深南大道旁。深圳当时未有建高层的记录，没有打桩队。四机部将远在陕西的打桩队调到深圳来打桩。打桩队到了，但深圳大道规划还未定，开始说宽度为50米，后又说改为80米、100米，致使厂房位置改了又改，打桩队也不得不摊位补桩。当这栋10层高的厂房大厦张灯结彩庆祝竣工时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

那时候，我协助深圳市摄影学会会长何煌友拍摄的大厦夜景彩照，成了深圳1982年挂历的封面。

1981年2月，公司任命第一批中层干部，这标志着公司架构的形成，我被任命为宣传科副科长。我们住在工棚里、在荔枝树下，学习邓小平、叶剑英、胡耀邦的讲话，开展解放思想的大讨论。

1981年3月，公司分配给我一套两居室共54㎡的住宅。当月，我将老婆、孩子及全家户口，从广州迁入深圳，成为上步工业区第一批住楼房的居民，也成为真正的深圳人。

1981年的上步工业区，生活配套设施一无所有。公司只好自办小卖部、托儿所、小学、职工食堂以及灯光篮球场和图书室，职工的生活急需解决了。

然而，特区能不能办成？特区会是个什么样？深圳什么时候能像个城市？这是我们每个拓荒者关心的问题。1982年，《人民文学》第10期发表了《特区行》的报告文学，触动了我们的神经，当时的摘录抄写如下：

这条街的长度可以用划火柴的时间来计算——擦燃一根火柴，沿着它信步走去，不待火柴熄灭，就走到街的尽头了。

金钱的挥霍与文明的蛮荒，一幅怪诞的特写镜头。

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风韵，江南的妩媚，东北的粗犷，西北的广漠。

深圳，你的风韵在哪里？你的风韵在霓虹灯流溢的幻影中么？在东施效颦的少女飘逸的长裙上么？还是在被夜色所遮掩的一眼看不透的深处？

这像是个暴发户，一口吃成了个胖子，致使许多肉长的不是地方。

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该文章都十分疑惑，我们是深圳特区的第一批亲历者，我们为之拓荒、为之奋斗。《人民文学》是权威产物，是不是风向有变？于是，有的正在办理户籍迁移的同事立即止步，还是将户口留在广州稳当；有的已到职但未办妥调动手续的员工要求继续维持借调，为自己留条退路。我与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同事讨论这事，他们也十分不解。直到1984年邓小平南巡深圳并题词，压在大家心上的石头才放了下来。

勇当开荒牛的创业者

1998年，周新锋与敏于行律师事务所部分同事合影。

1979年8月1日至1993年12月31日，我在爱华公司一干就是14年。这期间，我从事过政工，当过宣传科副科长、部长、工会主席、党委委员；也从事过企业管理，当过属下内联企业经理、总公司部门经理及总经理法务助理。期间，爱华公司曾被上级授予“广东省先进企业”“广东省民主管理先进单位”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单位。

2011年，敏于行律所与星辰所合并，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全体人员合影。

在深圳爱华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册中，有公司在1984年作出的《关于授予许昌、吴乙秀等六十三位同志“开拓者”光荣称号的决定》，写着：“一九七九年，许昌等六十三位同志于一九七九年底以前开赴深圳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勇当开荒牛，做有作为的创业者，在各自的岗位上，为开拓爱华、建设深圳做出了很大贡献。”在此六十三人中，我排在第七位，我当时是第七位加入爱华公司筹建工作的。

2010年5月，中共深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召开。作为“公推直选”试点单位代表之一的周新锋参会。

在此本三十周年纪念册中，还有2000年及以前的“原公司领导”名单，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，因为我1984年至1988年间，担任深圳爱华电子公司的党委委员、工会主席。在深圳爱华公司这个小小角落里，好在历史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拓荒者。